4月1日—2日,由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与教育公平协同创新中心、华东师范大学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联合主办的“十三五”期间大力促进教育公平高峰论坛在上海召开。

  4月1日—2日,由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与教育公平协同创新中心、华东师范大学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联合主办的“十三五”期间大力促进教育公平高峰论坛在上海召开。

  其间,时代周报记者专访了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和国务院参事室参事汤敏。两位专业人士分别从农村教育和在线教育两个方向切入,阐述了城乡教育差距的现状以及现行可能的教育公平改革路径。

  杨东平:过度“撤点并校”应反思

  时代周报记者 韩玮 发自上海

  “印象中,以‘教育公平’为题的高峰论坛在最近10多年里屈指可数。”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、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这样开始演讲。

  在这样一个难得的探讨“教育公平”的场合,杨东平选择了相对敏感的话题:快速城冠亚体育镇化进程中农村教育的新问题。杨东平提出的这些新问题,或多或少都与中国农村持续10年有余的“撤点并校”政策相关。

  自2011年11月甘肃庆阳重大校车事故之后,“撤点并校”被国务院紧急叫停。2012年起,21世纪教育研究院针对这项农村学校布局调整进行了多种形式的调研,并在当年底发布相关报告,此后又据此写成《农村教育向何处》一书,反思“撤点并校”政策。在杨东平看来,过度“撤点并校”不仅对农村义务教育影响巨大,也对农村的文化生态和社区发展造成了破坏性的后果。而今,农村教育进入“后撤点并校”时代,杨东平开始看到这其中的各种遗留难题。

  农村教育三“大”变化

  时代周报: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中,中国农村教育的现状如何?

  杨东平:不久前,教育部公布了一个数据—中国的贫困地区包括少数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在内,一共是1100个县。这些县所涉及的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占全国的40%,学生数量占全国的33%。

  1100个县是什么概念呢?中国共有2862个县(区),除去852个城市的区,农村的县是2000多个。等于说,义务教育的薄弱地区相当于占了50%。

  我一直认为,我们对农村教育薄弱这个短板估计不足。我们讨论城镇化、学校进城和农民进城上学,关注的是农民如何追求优质教育;但实际上,在中国的许多农村地区,基本保障还没有完全实现,情况比想象中更为严重。

  近10年,中国的农村教育发生了千古未有的深刻变化。这种改变可以用三个“大”来形容:第一,学龄人口大幅减少;第二,大规模的人口流动;第三,大规模的“撤点并校”。

  “撤点并校”从国务院2001年发文到2012年紧急叫停,整整10年。这期间,我国的小学生人数减少1/4,初中生的减幅超过10%。其实在很多地区,学校撤并的数量达到了50%、60%甚至80%—90%。譬如,山西、陕西的一些县,原有冠亚体育学校300多所,撤并后剩下30所—就是这样的强度和力度。

  过度撤并农村学校,致使农村义务教育实行免费后,又出现了新的上学难、上学贵、上学远的问题。因为,农村学生必须“长途跋涉”到寄宿学校,缴纳伙食费、寄宿费,许多家长还要进城陪读。农村学生的人均教育成本因此增加1000元左右。这是很多调查获得的数据,国家审计署对1185个县的“撤点并校”的审计结果,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。减免两三百块钱的学费、杂费,同时却要多付一千多块的费用。如此,义务教育免费的意义究竟何在?

  伴随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“撤点并校”,中国出现了两个新的教育边缘化群体—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子弟和留在农村的留守儿童。

  目前,这两个群体的数量非常之大。根据2010年的人口统计,全国17岁以下的流动儿童是3581万,留守儿童是6100万,总共将近1亿人。其中,义务教育阶段的流动儿童是1247万,留守儿童是2126万,总共3400万。

  在上海和北京这些特大城市,从去年开始,由于严厉的人口控制政策,流动儿童的教育出现了严重的逆转。两个城市都有数以万计的流动儿童无法正常接受教育。他们有的回到农村上学,有的还“潜伏”在幼儿园。

  留守儿童的问题更为艰难,因为骨肉分离,缺乏监护人,他们丧失了有效教育的前提。

  时代周报:被撤并的村小和教学点还能恢复吗?

  杨东平:按照国务院的要求,根据学生意愿,需要恢复的教学点就要恢复。但从现在来看,大面积恢复是不可能的。

  农村的村小及教学点,我们称之为小规模学校。根据2010年的调查,全国还有村小21万所,教学点6.7万个。这些是农村教育的难中之难—那里普遍只有一两个教师,几个或十几个学生,教育资源和教育质量都很差。

  有人认为,即便不撤并,这些学校也会随着学生的流动、生源减少而消亡,但这是一个自然过程,不能提前就把这些学校“处决”。

  农村学校撤并,还有一些出于非教育的原因,如为拉动城市化。在县城周围批地建所谓的“教育园区”,把所有农村学校“连根拔掉”,集中到园区里。农民子女要上学,就必须进城买房、租房,从而拉动城镇化。这种做法非常极端,加剧了农村学生的上学困难和乡村的荒芜。

  即便在美国、瑞士、日本、澳大利亚这些发达国家,同样存在小规模学校,只要有人群,国家就要提供教育服务。

  时代周报:除了小规模学校数量骤减,在“撤点并校”的过程中,农村教育还出现了哪些新现象?

  杨东平:伴随“撤点并校”,农村出现了三类特别值得关注的学校。

  第一类是城镇地区的大规模学校和大班额学校。按照教育部的规定,超过65人的班级就是超大班额,但很多城镇学校的班额超过了100人,甚至达到130人。比如我们了解到的河南某县级市的一个重点小学,平均班额达到了133人。教育质量如何保障?

  第二类是农村寄宿学校。由于农村学生上学远,很多地方将寄宿学校作为解决方案。2011年,我国西部地区义务教育阶段的寄宿率达到34.3%,其中,初中62.4%,小学20%,出现了大量三年级以下的低龄寄宿学生。

  很多寄宿学校条件简陋,师资不足,缺乏食堂、浴室、饮用水等配套措施;也有一些寄宿的学生在校外租房,搞得一年级的小学生就要自己点火做饭。这导致了一种后果:很多农村寄宿学生营养严重不良,平均身高比走读的学生低4-5厘米。这个调查,起初是斯坦福大学与西北大学的REAP团队做的。同时,农村寄宿学生的学业成绩明显低于走读学生,这是权威部门连续三年宏观监测的结果

  第三类就是小规模学校,承接农村最底层的没有能力进城上学的学生。由于这些学校缺乏规模效益,师资和办学条件难以改善,教育质量普遍较差;但如果把这些教学点撤掉,当地的孩子就可能失学。事实上,由于过度的“撤点并校”,这些年,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辍学人数已有明显上升。

  时代周报:如何才能解决农村这三类学校存在的问题?

  杨东平:这三类学校的问题各不相同,没有统一的简单有效的办法,需要因地制宜采取不同方法加以解决。

  比如城镇大班额问题,源于不少地方在城区大量建设新学校。其后果一方面是地方教育财政不堪重负;另一方面则加剧了农村学生向城市集中,教育资源空间布局“城挤、乡空、村弱”的不合理现象愈发严重。有一些地方采取了相反策略:强基固本,反哺农村学校,政策和各种资源首先向农村学校倾斜,有效改善了乡镇中心学校的办学条件和教育质量,促使农村学生从县城回流。湖北的黄梅县、吉林的通榆县以及山西的晋中市都取得了明显成效。

  建立多元价值取向

  时代周报:随迁子女的教育也是农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在特大城市中,城市人口与农民工对该问题的看法分歧巨大,如何才能让双方在教育公平的问题上达成共识?

  杨东平:上海的流动儿童教育原本是特大城市中做得最好的,2008年起上海实行三年行动计划,“五证并一证”,降低入学门槛。现在采取居住证制,实行积分入学,明显提高了流动儿童入学的门槛。

  城市人群和非户籍人群的不同利益主张,如同“巴士效应”:挤上车的人说赶紧关门,快开车;而没挤上车的人则要求开门。问题是国家必须要有清晰的价值立场。如果城镇化是一个既定政策,那么,城市是否应该向农民开门?是否应该善待农民工?

  这些问题需要通过讨论达成共识,但中国缺乏公共讨论的习惯和空间,不同意见的争论极易演变为肢体冲突。公民教育的重要性就在于此。

  时代周报:也有一些教育官员提出,农村具有城市所没有的独特的教育资源,比如大自然。农村可以利用这些资源建设好学校。

  杨东平:去年我们出版了《农村教育向何处去》一书,对这个问题从理论和实践上都进行过讨论。

  农村的初中之所以辍学率高,就是因为高难度的学科教育把很多学生驱赶出了学校。他们上高中无望,同时又已具备基本的听说读写能力,就不再上学了。

  中国教育有一些根深蒂固的价值取向需要更新,一是城市中心取向,二是精英主义取向。直到今天,农村教育应该如何定位、如何认识农村教育的重要性和价值,仍然需要拨乱反正。事实上,农村教育要满足升学、进城打工和建设新农村等不同的需求。像山西的风陵渡中学,吉林抚松的仙人桥中学以及浙江上虞的农村小学,采取了“以学生为本,乡土为根”的教育,用乡土文化滋养教育,而不是以逃离农村作为教育的最高目标。很多农村孩子可能去学习职业技术,可能进城务工,只要拥有良好的行为习惯、学习能力和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,仍然可以在社会上安身立命—并非只有上大学才有出路。

  汤敏:慕课,革教育的命

  时代周报记者 韩玮 发自上海

  论坛上,有人向易中天请教,如何解决怎么也选不上他的课的困境,坐在台下的汤敏高声回答,“我有办法”。

  汤敏的答案是慕课。

  慕课(MOOC),新近涌现出来的一种在线课程开发模式。最近两年,这位著名经济学家、国务院参事室参事有些“不务正业”。他时常“错位”地出现在各大教育论坛里,阐释慕课理念与他的实践。有人因力挺汤敏而自称“汤圆”,但也有学者质疑其高估了慕课的价值。

  “哎,现在的90后都是互联网原住民,他们太熟悉网络了。只可惜,政策制定者却是一帮互联网移民。”汤敏笑说。这位60多岁的互联网移民之所以发现了慕课的价值,是因为由他任副理事长的“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”一直在搞教育扶贫,组织退休教师去农村支教。他发现尽管这种方式效果很好,但杯水车薪且成本很高,不宜大规模推广。

  “我们发现慕课是一种既简单、成本又低,还易于推广的模式。刚好,我和国务院参事、人大附中校长刘彭芝一谈,她也很感兴趣。于是,我们就开始做起来了。”汤敏告诉时代周报记者。

  这一试验叫做“慕课1+1”,即“双师教学”。从2013年9月起,人大附中一个班级每天的数学课堂教学实况,会被送到广西、内蒙古、重庆、河北、北京5个省区市的一些乡镇学校里。

  汤敏介绍,内蒙古清水河县二中的一个班级目前和人大附中“同堂”上学。每天,摄像机将人大附中的课堂实况拍摄下来,通过网络传输给县二中。当晚,县里老师先看一遍课程,删去较难部分,次日再为学生播放这个视频。而放到人大附中老师向同学提问时,县二中的老师会关掉声音,让自己的学生回答并进行讲解。一个学期后,该班的数学平均成绩提高了20分。

  同样的试验还在广西百色的另一所中学进行,结果是班级的数学成绩提高了足足40分。目前,这种方式正在全国18个省区130多个贫困乡的学校试验。按照汤敏的设想,不止义务教育,大学教育、职业教育等都应该尝试慕课这一形式。

  “在中国,要先让慕课惠及贫困地区,把最好的教师资源送到那里。先让慕课帮助二本三本职业学校的学生提高教育质量,先让慕课帮助渴望知识的农民工和想跳槽的蓝领白领,才能使教育公平发生根本变化。”汤敏说。

  以互联网实现因材施教

  时代周报:慕课能让教育更公平?

  汤敏:什么是教育公平?每个学生都考上北大或者211高校就是教育公平吗?这是肯定做不到的。

  我所理解的教育公平是指机会均等,每个学生拥有相同的可获得的教育资源。但现在,城市的孩子与农村的孩子,受教育的机会不均等。乡村的教室如今都盖得不错,但因为农村艰苦,优秀教师不愿长期执教。既然没法把老师送到农村,那把北京最好的课录下来送到农村,不就公平一些了吗?

  时代周报:论坛上,不少教育学者都对过度吹捧在线教育持批评态度。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就认为,在线教育只适合通识教育,不适合专业教育。好的教育者必须对着学生讲课。

  汤敏:以前,老师要自己编写教材,课本统一后,只要讲课就行了;未来,讲课统一后,老师只要补课就行了。

  很多老师都在年复一年地讲授同样的内容,为什么不让慕课去讲?这样,老师就能从重复劳动中解放出来,转而对学生进行一对一的辅导。换言之,以后,教师的“教”将减少,“师”则增加,师生关系也会更加紧密—他们不用再把主要精力放在备课、讲课上,而是对每个学生进行“个性化”的帮助。

  未来的课堂模式可能是,每个学生都有平板电脑,他们看视频,而老师在巡逻,发现哪个学生有困难就进行指导。这不是简单的电视大学,整个过程中会伴有各种创新的教育方式。

  而且,为什么一门课只能由5个教授来讲,而非50个老师来讲?每个学生都应该能选择适合自己的课程。比如,目前的情形通常是一个老师对着全班学生讲课,差生可能学了一段时间就丧失信心了。而慕课推广后,学习能力强的学生可以学人大附中的课;相对较弱的学生则可以选择其他学校的课程。这才是“因材施教”的应有之义。

  又如微积分这门课,各个大学的不同老师将课程做好后放上网,教育部可以专门成立一个评估小组进行评审。通过评审后,这些课程对国内所有大学开放,同时,这些大学也承认学分。于是,学生就拥有了广泛的选择权。与之对应,各个大学之间便会产生竞争,当一些三本大学开出的微积分无人来选,他们就会反思,如何才能形成自己的办学特色?

  政府态度应让子弹先飞一会儿

  时代周报:教育与互联网的结合是一种必然趋势吗?

  汤敏:第三次工业革命意味着什么?这是个性化消费、个性化生产的时代,每个人都需要个性化的知识,需要创新、创意、创业。我们目前的教育体系能满足这种需求吗?不能,高考把创新都扼杀了。

  慕课可以让不同的学生得到自己需要的教育,并有助于解决传统教育下的教育公平、大学生就业难以及创新能力不足的三大难题。如今,各行各业都在谈“互联网+”,都在革自己的命,而最应该革命的首先是教育,没有教育的革命,其他革命都无以支撑。

  时代周报:目前,慕课基本上都是免费的。有报道说,南京大学每门慕课的制作成本高达10多万元,有些高校甚至为了一门慕课花费百万元。如何解决慕课的投入和产出问题?

  汤敏:在义务教育阶段,国家可以通过服务外包的方式,像购买课本一样购买慕课,再提供给学生。

  现在,政府把这些工作与费用主要交给自己的网络中心,肥水不流外人田,但后者做得不好,学校也都不用。这方面的改革会触及很多人的利益,需要国家层面来推动。

  而大学的慕课,很多方法都可以试行。比如清华、北大的优质慕课,可以由财政买单、全国学校免费分享。冠亚体育这种效益是可见的,要知道,国家每年光培训师资就不知要花多少钱;也可以采取课程免费,但学生付费考试获得学分的办法。

  时代周报:在慕课领域,民间办学可以做哪些事?

  汤敏:这块领域非常需要民间力量,政府很难自己作出创新的内容。对于义务教育的校内部分,政府可以通过服务外包,对慕课项目进行招投标。

  而从商业的角度来看,在线教育机构应该把精力主要放在校外教育上,包括终身教育、职业教育等。对于这方面的监管,政府应该先观察、容忍、总结、提高,让子弹先飞一会儿,然后再表明态度,否则,如果一开始就捏死它,一个新生事物就没有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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